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五个体系，是对全面依法治国之形式标准的深刻阐释。
但是，他们还必须了解到，绝对的自由也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可见，这是一种蕴含了人类伟大理想和抱负的治理活动，它也是一项事业。
要实现秩序，特别是自由秩序，必须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存在，法治就选择了法律这种权威。即便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出现了明显的在法律上一时找不到根据的小前提，也要根据法律的精神、原则和理念，用高阶法治思维对其治理实践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合法性说明，以维护法律和法治的尊严。本文的探索，也只是抛砖引玉，但愿直面这一问题，以法治思维审视我国的国家治理。如今，随着相关处理机制的日趋完善，在我国大城市地区很少见到此种情形了。下面笔者将在高阶法治思维的如上三个方面入手，说明它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其三，随着现代技术的高度发达，权力对重大技术、信息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聚集性和垄断性，使得权力控制社会的范围、手段和能力也大为增强。如今时过境迁，人们把纠纷解决的工作更多地交由有权处理的机构，特别是请求法院来处理。就中国实践需要来说，宪法至上对于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以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极为重要，对于实现良法善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极为关键，是解决所有政治问题、法治问题的基础。
只有宪法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充分尊重、公共权力在宪法设定的政治框架之下规范运行、立法与具体的执法和司法行为受到宪法约束特别是尊重和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样的宪法才是规范性宪法。在制定八二宪法时，关于是否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曾经存在争论，当时的选择是在序言中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三 宪法至上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支柱 正是宪法塑造了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当下中国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这里的人民性是指宪法可以确保政府始终接受人民的控制和监督，实现人民民主。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
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主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可以发挥主动性，反向作用于宪法法律，通过宪法解释、宪法创制、宪法修改等一系列行为推动宪法发展。申言之，以宪法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法治体系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宪法至上的地位，这是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根本性问题。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通过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根本法依据。从根本上说，近现代法治实现了权力的非人格化结构。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特别是坚持宪法至上，突出宪法权威，既防止领导个人对制度、法律的破坏，也防止被煽动起来的非理性大众群体带来的危害。对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宪法既是根本依据、根本支持，也是根本约束、根本边界。其二，宪法至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提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实现实质平等的路径，既强调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也强调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以无产阶级政党保障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在社会主义中国，通过宪法宣示人民的地位特别是人民的福祉，是十分突出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后，权威逐渐转移到违宪审查机关———联邦最高法院，这是因为法院承载了立宪所塑造的宪法权威，并且将这一权威不断延续和发展。
在理想状态下，权力并非私有，而是全体人民所共有，并且通过法律制度实现了公共建制化。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历史，如何确保宪法的至上地位和最高权威，始终是民主法制建设的最重要主题。
宪法具有伦理性特征，是一部确立国家共同价值的文件。这个逻辑正是近代以来社会契约学说的结论。以国家治理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以现代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目标，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党的历史上有著名的窑洞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主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视制度逻辑，发挥组织优势，体现治理效能，可以说是中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尝试。例如，在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几乎成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源泉，成为道德性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
该调查公司在对一百个普通消费者随机抽样调查后出具的《商标识别研究报告》认为：白象商标的认知率很高，而且其中有68%的受访者将白家商标误认为白象商标。按照侵权法的一般性规定，一旦侵权事实成立，就应停止侵权并承担赔偿责任。
在描述性的社会科学与规范性的司法裁判事业之间毕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缝隙，一方面需要承认社会科学在案件事实论证方面具有辅助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必须要认识到社会科学应用于司法裁判的限度，应尽可能避免以社会科学的外部性知识和方法直接批判法律，警惕以社会科学的各种后果论据直接替代法律性论据，坚守住依法裁判的底线性立场。具体来说，在采取隔离的南方学校的黑人学生中开展了一项玩具娃娃测试（Doll test），摆在黑人学童面前的分别是一只黑色玩偶和白色玩偶，当询问他们哪一个玩偶漂亮以及自己更喜欢哪一个时，绝大多数孩童都直言不讳地回答自己喜欢白色玩偶。
在这种裁判中，社会科学知识和结论最终成为了诱发结论形成的根据，法律规范的因素被弱化甚至被消解了，由此，依法裁判的立场很容易被突破，实质上最终走向了一种超越法律（overcoming law）的裁判。这种独特的修辞性意义也在某个层面解释了人们为何在司法中这般钟情于引入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知识不受传统证据法和规则调整的国家里，这种修辞性功能会表现得更直接、更深刻。相比之下，作为实证主义者的法官则将法牢牢限定在实在法之内，司法裁判折射出更强的形式主义色彩。除却社会科学判断本身可能出现错误之外，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这种（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经验性判断何以能够得出具有可普遍化的结论？换言之，一个从经验中推导出的事实判断，何以产生较强的规范性约束力？比如，我们走进一个村庄，看到街上的女性头上都裹着黑丝巾，我们是否足以据此推导出这个村子里的女性出门上街时头上都应裹着黑丝巾？在实然描述与规范性判断之间，存在着休谟所谓难以跨越的鸿沟。
立法性事实是为法官造法所提供的事实依据，这些事实具有超越个案性，能够经过普遍化的过程被吸纳到新的一般规则中。有的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司法裁判对心理学的吸收和应用。
裁判性事实与立法性事实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更多地具有个案相关性，是具体案件中的相关事实，能够作为裁判的事实基础。我们权且将社会科学对司法的渗透及其运用称为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化，以上种种研究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科学在司法中运用的现状与前景，同时还会从更重要的侧面展示出这种现象的内在局限，对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不加限制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消解裁判的法律属性，将价值判断还原为事实判断，最终放弃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在这些情况下，司法裁判很有可能对法律之外的因素开放出空间，如霍姆斯法官所言，重大案件之所以重大，并不是因为其在塑造未来法律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在于某些直接的压倒性利益吸引了人们的情感，并扭曲了判断。这一方面与法学发展有关，自法律现实主义打破形式主义的神话之后，美国法学的整体面貌是反理论的，高度关注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倡导经验重于逻辑，这为经验性科学资料和证据进入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社会科学家出具法庭之友意见书，让法院了解该领域目前的知识现状。在布朗案中，通过对黑人学童进行的玩偶实验所得出的社会科学证据，直接颠覆了先前案件中隔离但平等的规则，以新的立法性事实凝结和催生了新的规则。值得一提的是，相关主体之所以诉诸社会科学，不仅是为了协助查明争议事实，而且，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支持己方的诉求。不难看出，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与证据（法）的衔接出现缝隙，所以，即便在明确、常规的裁判性事实方面，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也十分混乱，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
故而美国有不少讨论社会科学在司法中应用的著述。如某些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描述性社会科学无法为规范性司法裁判提供理性基础。
五、结论 如果说法教义学对争议法律问题提供的是一种证成性理由（justificatory reason），那么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是一种说明性理由（explanatory reason）。早在1908年发生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中，此种立场就曾显现。
又比如，一些论者在北方未进行学校隔离的黑人孩童中进行了类似实验，结果发现了类似甚至更明显的态度偏好，这足以解释隔离并不是影响孩童态度偏好的唯一因素。既然专家意见不属于法定证据，专家意见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结论就难以直接作为证据来用，因为没有证据作为有力支撑，社会科学与事实认定之间的联系就相当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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